编者：李教授，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？

1961年，我出生于湖南省蓝山县。1979年，18岁时我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（现中南大学）。当时，恰逢中美建交。美国的铝业公司出访中国，为了答谢和巩固关系，美方提出愿意为中方培养2名本科生和3名访问学者。我很幸运地成为2名入选学生之一，获得美国铝业公司资助，公派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（CMU）留学。1983年，我拿到了电机工程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。随即我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（UC Berkeley）继续攻读，先后获得数学硕士（1986）、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硕士（1986）及博士（1989）等学位。

1986年，当我拿到伯克利的硕士学位后，曾与一批中国留学生，给国家教委递交过一份“改革建议书”。当时，在我们亲眼目睹美国科技飞速发展的现状，意识到国内与世界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后，有感当时中国大学不关注国际科技前沿的研究，希望能集合归国留学生力量创办一所专门从事新科技研究的大学。可惜，这封信当年“石沉大海”了。

毕业后，我赴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人工智慧实验室及纽约大学（NYU）计算机系工作。身处顶尖学府，接触前沿科技，想在美国安顿下来不算难事。但是，我很清楚自己的命运是因为教育而改变的，我希望自己能回国做点事。

1991年，香港科技大学成立，这是大湾区、也是大中华区第一所按国际办学规律的一所研究型大学。我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工作。1992年，我创办了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，加入港科大自动化技术中心3126实验室，出任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，后任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主任，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科技创新的目的。

早期港科大的课程都是按美国研究型大学，如斯坦福、MIT课程体系直接搬过来的。学生从数学、物理一步步地学下去，一直学到大学四年级才把以前的知识融合起来做毕业设计。当学生发现不对时，已经太晚了。我们像所有研究型大学一样，教书、做研究、培育学生、发表论文，不太重视实践，对此很无奈。我们深感西方教育对实践环节的重视，希望有学以致用的机会指导教学实践。

从教授到创投人：以实践项目孵化创新创业

编者：李教授,是怎么促成大学教育科研到市场投资人的蜕变的呀？

1998年，港科大应内地邀请选派了不少教授去深圳参与企业合作。可没多久，缺乏实战经验的教授纷纷撤了回来。因此事而感到触动，我选择了自己下场创业，并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遇——1999年，深圳开始产业转型升级。深圳市政府、北京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三方携手创建深港产学研基地，我获邀与同事联合创立了后来国内运动控制领域的知名企业——固高科技，并担任董事长。

创办固高科技，是基于我对运动控制技术、伺服驱动技术、机器视觉技术、网络技术和机械优化设计五个方向长期系统化的研究。当时，我们还完全不知道创业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希望以这些项目实验带动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。可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我们发现一个很痛的点：参与项目的学生毕业后就去美国大学、或选择去硅谷和华尔街打工，既无从事产业创新的志向，更没这方面的热情，极少有学生愿意回到深圳参与做这个事业。究其原因，学生只把他开设的课程当作完成学分的必修课，而不是真正对从事研究项目有兴趣。

“创办固高的经历，让我对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人才，或者学生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有了深刻认识。大学研究必须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，才能显现出大学的意义。”此后，我把“固高经验”带到了自己的教学中。

2004年，我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特聘教授。当时，我对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校长王树国说，“我帮你来承包一个学科部，用港科的办学模式培养一批学生，为深圳的产业发展做准备工作……”。后来，九年多时间内，我们培育了300多名学生。

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全新的“新工科”教育模式。我在自己开设的新课程中（如一门机器人设计、比赛、制作类课程），有意识地将不同专业、不同年级学生混在一起上课，用八个月的时间设计、制作、调试几台机器人。我要求学生组团来做项目，项目必须用到时下最新的产品部件。学生想在这门课中拿高分，就必须不断迭代项目设计，一个版本又一个版本不停地实验。为了完成实验，学生不得不在香港和深圳等地奔走购买实验材料。学生要到深圳华强北采购零部件、到深圳工厂做PCB和机加工，再运回港科大。学生在完成产品的快速迭代时，不但学会了系统设计、制作与调试，还学会了项目管理、团队合作等技能，更逐渐熟悉了整个产业链和制造体系。

在这批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汪滔。他从小喜欢航模，毕业论文是无人飞行器的研究。他原本希望毕业后出国继续深造，可因为论文答辩时自己的无人机没能飞起来，成绩不合格，出国愿望也成了泡影。我很欣赏汪滔，因为汪滔曾两次选修了我的运动控制课程，不论兴趣还是研发能力，都远超其他同学。后来，汪滔成为了我的研究生，我平时有意建议他去深圳创业，并对技术、筹资金支持。当时给了两条关键性建议：一条是先拿下国外市场然后转回国内；另一条是在消费级市场之外，拓展更多应用场景，特别是农业植保领域。2006年，大疆创立后，正是遵循这两条建议，又赶上了国内对无人机功能和科研爆发式需求，大疆很快在行业声名鹊起，估值从百万级跃升为超100亿美元的科技型企业。大疆的成功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，这验证了中国制造技术完全有可能通过核心产品让全球市场接受，也促使我坚定了搭建一座将学院派理论转型为商业实践的桥梁。

环境和时代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，我一直在思考与实践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如何培养更多的优秀产品经理、优秀科技创业者？

我们身处大湾区、身处硬科技智能正迅猛发展的时代，世界级的“新硅谷”或在粤港诞生。香港与内地在深圳、东莞等地拥有多层次科技与教育资源，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。如果粤港能携手发展高科技产业，取长补短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下一个世界水平的硅谷很可能在粤港地区出现。未来发展过程中，我们应该将香港、深圳及周边东莞地区看成一个整体。

过去30年，香港科技大学3126实验室毕业了近100个硕士、博士和博士后。他们的去向有个小统计：1/3的人在大学里当老师，都是一些知名大学中优秀的老师、学者；1/3在大厂工作，也都做得很好。同一时期，香港包括港科大很多老师也在开始同样的探索，其他大部分实验室学生的去向：一半在企业、一半在学术界。大学实验室一般是教授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，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也是成功率很低的过程，要走出一两家公司已属不易。3126实验室1/3的学生走向了创业之路，创业创办了29家公司。这里面包括固高、大疆，还有一批正浮出水面的，在行业或者国际上都小有名气的一批公司，这源于不一样的培育方式方法。这些年来，我专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，出资鼓励学生们积极创业，建立了横跨行业、教育与投资之间的生态闭环，走出了一条“导师+学生”的天使投资模式和创业孵化道路，孵化出了大疆、云鲸智能等高科技公司。

今天，不管是作为世界知名的投资公司，还是在座的投资者，都有一个需求，也有一个痛点——需要好的创业者，痛点就是好的创业者实在太少。今天在这里也有很多创业者，创业者同样有一个需求，也有一个痛点——需要好的产品经理，痛点就是好的产品经理实在太少。我相信不管是好的产品经理还是好的创业者，不只是资本需要、在座企业家需要，社会、国家都需要，他会为这个社会、这个产业、这个国家，尤其在硬科技领域，带来非常大的改变。面向未来，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优秀产品经理、优秀科技创业者。创业最难的是发现伪需求。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和创业者有自己的真知灼见，能够看到背后的基本逻辑，练就火眼金睛。

云鲸（张峻彬）对于我们如何在未来培养产品经理、创业人才很有启发。他一个人来到松山湖想做点事情，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。做了一段时间，他说我想做扫地机器人。我们一听很惊异。当时，国际市场上已有戴森，国内已有小米、科沃斯，深圳还有一大堆山寨公司。我说你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经验，我们就给你几十万的探索经费，你怎么能够杀出去？他说，他研究了很多客户需求和痛点，其他的机器人只适应美国地毯定量，中国更多的是木地板或者陶瓷地面。现有的地面扫地机器人扫一扫还有灰尘，很不好；勉强弄块拖布去拖拖不干净，还要洗拖布，用户体验很不好。所以，他要打造一款能够打扫干净而且不用洗拖布的扫地机器人。这些定义，帮助他一步步从扫地机器人队伍中走了进去、又冲了出来。

正浩，是移动储能的品牌，多次打破资本和全球的众筹记录。逸动，用新能源重新定义和塑造水上交通和各种娱乐的工具，很多投资者到今天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这家公司的意义。卧安，用小机器人人控制家里的家电。海柔，仓储物流产业确实发展很快，一些大厂简单的把美国产品山寨了，这家公司年轻人深度研究市场需求，重新定义一款市场上没有的产品。他们都不是去模仿学习别人，而是从用户需求，用第一线原理开始他们的创新，跟国外品牌竞争起来很有自信。